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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远举:“吴鹤臣事件”后,众筹平台如何面对“信任危机”?

发布时间:2019-05-17 15:41:13

记者 | 陈鑫

2019年4月8日,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脑血栓住院,随后其家人在“水滴筹”平台中发起上限百万元的筹款,但网友陆续爆料出吴鹤臣有两套房产、私家车等信息,质疑其家人“骗捐”。在吴鹤臣妻子众筹费用列出的后续花费包括2年12万的租房费用,半年4万的护工费等明细,被网友称为“众筹养老”。

对此,吴鹤臣的妻子微博回应称,已关闭筹款,网友质疑的两套房都是公租房,无法出售。家中有瘫痪病人,日常出行比较麻烦,因此车也不能卖,家人并不存在骗捐行为。5月4日,水滴筹表示会向社会公示患者治疗情况和款项用途。

这起事件中,作为筹款的重要一方,很多网友质疑平台是否可以提前核实房产、治疗费等信息。

近年来网络众筹争议事件时有发生。网络众筹如何应对“信任危机亚马逊回应官网瘫痪;罗永浩宣布小野电子烟上市;证监会对贾跃亭立案调查”?众筹平台如何监管?界面新闻就此专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、知名财经作家刘远举,分析此次德云社吴鹤臣事件的“筹款边界”,并探讨“熟人出资担保”的可行性。

界面新闻:在吴鹤臣妻子列出的众筹费用详情中已支付费用包括两次手术、检查治疗费用,备受争议的是后续花费。自付与筹款的边界在哪?哪些费用应由患者自行承单,哪些“众筹项目”能被社会认可?

刘远举:一般来说,治疗项目更容易被公众接受。护理项目,如众筹中列出的租房、护工等,不容易被社会理解。事实上,治疗与护理、住院与租房费用往往很难分清。比如病人需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,公众能够接受因检查产生的住院费,却无法接受实际上更经济实惠的租房费用。

不管是治疗还是护理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手段对于病人是否有必要。其次是病人家庭的经济情况。如果用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衡量,自付与筹款的边界就更加模糊。从吴鹤臣的案例来看,吴鹤臣已经丧失工作能力,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,因此要在医院附近租房。在社会看来,租房是一项日常性开支,但对于他来说则是对住院的替代。

帮助一个人,首先是帮助他治病,但如果病治好了,病人仍处于丧失劳动力的状态下,可以帮助他有尊严地生存下去。

界面新闻:您曾撰文提出“大多数人的大病众筹都是在自己的阶层内求助,很少有人能打破信息壁垒,扩大传播”,吴鹤臣事件是如何打破这种阶层壁垒的?

刘远举:壁垒是基于阶层身份形成。吴鹤臣是演员,他有自己的观众和粉丝。即使没有多少知名度,他的师父、师兄也具有较强的扩散能力。由此可见,吴鹤臣是可以打破阶层壁垒。

如果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,就难有这种传播能力。根据我的观察,筹款能力与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关。因为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有强有弱,通常来说,越穷的人,越凑不到钱。也有一些群体,比如警察、医生、教师,工资收入相对不高,但是社会认同高,行业群体的相互支撑也比较强。这类群体通常在熟人社交圈中可以获得很强的传播能力,进而打破阶层壁垒。

各个阶层的公众对该帮到何种程度存在不同看法。通常在处于同一圈子中,愿意就帮一下,不愿意就拒绝或者不转发。而圈子外的人跟他关系比较疏远,或者认为发起人经济状况不需要援助,捐款意愿就会减小。

界面新闻:吴鹤臣妻子发布声明称 “众筹本来就是自愿原则” “没有逼捐骗捐”,为何网友的看法和吴妻的看法存在这么大的差异?

刘远举:我们在朋友圈里看到网络众筹时,捐款与否与个人心境有关,前几个可能会捐钱,到后面自然就麻木,捐钱的可能性很小。但是当事件扩散之后,吴鹤臣因为家里有两套房、有车而受到社会上很多声音的质疑,认为是一种“逼捐骗捐”的行为。

结合吴的情况,一套房是公租房不能卖,另一套是自住的房子。如果让这家人突然搬家,是一个很折腾的过程,另外还涉及到房产流动性的问题。我在文章里也写过,大家对这个看法不同,有些人觉得车是生活必须,但有些人觉得“我一个月工资才3000块,你还有车”,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贫富差异很大。

发起者希望通过筹款来维持生活现状,甚至当家里的经济顶梁柱丧失劳动能力之后,筹款能够解决后续的问题。如果这是我的朋友,我会觉得应该帮,或者是我觉得这家人可怜我也会帮,但是很多人他并不了解各自的情况,因此产生看法上的差异。

界面新闻:有网友认为德云社应承担对吴的援助,其师父郭德纲、师兄岳云鹏均是知名人物,应该慷慨解囊。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对德云社的道德绑架。

刘远举:吴鹤臣和德云社存在师徒关系。第一,按照传统曲艺当中的师徒关系,比如学徒工对于师傅的依附,会比单位里上下级同事关系更强一些。第二,在吴鹤臣没有出师之前,他的收入可能确实不多,类似学徒工。第三,如果我们以传统社会的师徒来看,“一日为师、终身为父”,德云社或者郭德纲和吴鹤臣的关系,就不是简单的公司上下级关系。在这种师徒关系的绑定之下,网友对于德云社和郭德纲援助吴鹤臣的期待是正常的。

同样的案例如果发生在大型企业,企业按照劳动法承担患病员工的医疗和生活费用,员工仍不满意,网友不会认为这是企业应尽的义务,因为企业与员工之间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。

企业按照法律执行即可,但是网友对于德云社的要求则不同,因为德云社是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的组织,德云社则需要在法律之外承担一些义务。从企业文化角度来我国今年一季度GDP数据临近发布 多项指标显示向好说,入职时双方签合同,与入职时下跪要磕头,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。因此公众对于吴鹤臣事件有一种期待——“你的师兄、师傅那么有钱,为什么还要向我们要钱?”

界面新闻:许多网友将吴鹤臣事件的争议归因于互联网众筹平台监管不利,民政部日前回应此事件称“将引导平台修订自律公约”,您认为互联网平台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完善?

刘远举:首先,根据《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》,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,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,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。所以,国家没有强制要求网络平台对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,以及平台对资金进行监管。

网络众筹平台可以对发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,人人都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,可以通过搜集这些数据来判断个人的经济水平。对于发起人而言,既然向大众募捐,让渡一部分隐私权,这应该是合理的,但也涉及到两个问题。

第一,互联网平台是否有权限获得数据,这些敏感的隐私数据是否会被不当地用作商业开发,制度上仍需探索。通过网络的痕迹来核实真实性,是很容易想到的办法,但也面临着有很多障碍。

第二点,平台自律难以实现。平台无法审核信息的真实性,最多只是认真审核医院费用明细。如果平台无法接触到用户的隐私数据,很难进行更大力度的审核。目前众筹平台还是要求用户上传资料,而一些前置性的审查很容易作假。比如发起者可以修改病历,而平台也只能在形式上检查病例上有没有盖章,有没有出具相关条目明细,但如果章是假的,平台就没有办法审核,除非安排人手到医院接洽,这又涉及到更多的人力成本。

界面新闻:“让渡一部分隐私权”具体指哪些?

刘远举:应该允许平台查发起人银行交易信息,包括其直系亲属的存款,最近一段时间的流水,避免用户通过转账逃避,并对网络购物行为进行审核。比如有人每月通过微信支付、支付宝消费2万元,但众筹详情上说自己每个月工资只有5000元,这种情况就存疑。这些痕迹其实很容易判断一个人真实的经济水平,但也涉及到隐私保护。

界面新闻:如果要求平台对数据进行严格监管,需要成本投入,比如收取手续费,是否会遭受新的质疑?

刘远举:传统慈善机构有一个隐形的机制,就是挖掘信息,而挖掘信息也需要成本。中国红十字会的手续费大约6%左右,很多人认为这一比例很高,但要保证信息的真实,把钱从捐赠一方送到受助者一方,很多实物需要运输,确实需要一定手续费。目前的网络众筹平台收费还是很低的,并没有动力,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。

界面新闻:您此前撰文建议设定熟人担保金额增加信度,能否详细谈谈?

刘远举:熟人担保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挖掘信息的低成本的办法。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当中,我们同样也可以从社会关系中去挖掘信息的真实性。实际上,现在的各个平台,也是有这个机制的,那就是熟人、朋友出面担保真实性。不过,这只具有了担保的形式,但却不具备担保的实质,形同虚设。因为一般来说,担保都必须付出、承担风险,没有风险的担保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,这里的关键是出资担保。

比如对于五万元、十万元以下的众筹,可以免担保金额,但如果是大额筹款,比如五十万,就需要找10个人进行担保,每个人押5000元在平台上,用于对他所声明的内容进行保证。如果发起人的信息有重大事实错误,平台会扣除这5000元。

担保的前提是了解、信任发起人的情况,如果担保人了解到的情况与发起人描述的不一致,担保人出于对自身资金的安全考虑,可能就不会做这个担保。

而公众作为捐赠者,可以在平台上看到为其担保的人数,担保人数可以不设上限。比如说有发起人,有很多熟人愿意给她担保,可能他原本求助30万,担保额就有20万,如果网友对此存疑,这笔钱是可以返还的。

如果担保金额和筹款金额一样,对于捐赠者来说,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,即发起人情况属实。担保只会对真实负责,并不会对贫富负责。举例来说,他如果如实声明家里有一套房,但是小孩还需要上学,不能搬。如果有人愿意担保、捐助,并没有什么不合理。

界面新闻:什么样的熟人担保最有效?

刘远举:担保的人可能分三种类型:第一,亲人,互动度高,但担保度低,这意味着如果担保金被扣除,发起人可以与亲人交涉,容易达成协议;第二,陌生人,如果发起者的担保人均是陌生人,可能是发起人欺骗了陌生人。

最有效的是与发起人平时有互动,但互动不算多的人,这种关系需要发起人与担保人协调,共谋来骗钱的可能性很小。因为双方并不算是非常熟,但也能够大致了解到发起人的家境情况。

界面新闻:熟人担保和向熟人借钱的方式有何不同?

刘远举:担保的方式和借钱不一样,熟人借钱可能苹果售后技术支持上依然领先 但是领先程度在缩小会不好意思问他要,但是担保只是对信息真实情况做出保障。平台甚至可以从担保中发现一些信息,比如说基于微信朋友圈的担保,平台就可以去发掘这些担保的人的信息。

从担保人的这种结构来说,平台可以判断这个事情的真实性,熟人社交里面可以发掘大量的信息。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,如果是基于微信的,微信投过很多平台,程序员写几个代码,当然也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,但我认为,比直接去查隐私要更好一些。

界面新闻:近年来网络众筹争议时有发生,从“罗一笑你站住”到 “王凤雅之死”,再到此次“吴鹤臣百万众筹”,不少众筹发起者被爆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,引发网友不满。如何避免人们的善意被滥用?

刘远举:公众对互联网服务寄予很高期望,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打车软件,我们既希望打车平台提供顺风车等便利服务,同时确保这项服务的戴森电动车专利草图曝光 计划2021年公布新车安全性。这需要公安部门保障,公安有派出、哨卡、民众举报。没有公安介入其中,却要求打车平台独自承担安全监管责任,对于平台来说也是一项艰难挑战。

互联网众筹本身是为供需双方进行信息传递平台平台,所能够做的,就是手机和网络。道德问题无法完全通过技术解决,网上众筹也不可能独善其身,跟中国的总体的道德水平有关。

如果出现诈骗行为,公安将对其采取刑事责任,但对于行业中的模糊地带,可以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,否则将伤害更多的人。比如你一年捐出去1000元,当中有700或800元确实帮助到有需要之人,余下300元可能产生“浪费”,但也不至于用于买车、买房,可能会买一个好手机。如果因为可能产生浪费的300元,就决定把1000元都全部撤回,就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失去被帮助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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